开国元帅中，贺老总古道热肠、又具备极高的党性原则，在军内威信一直很高，可以说无人不服。许多读者谈起贺老总，都能感受到他那种由内而外的正气，却又说不上这种感觉具体从何而来。其实也不用讲大道理，只需要举两个战争年代的具体用人案例，你就会清楚知道老总是怎样的人。
红军长征过程中，二方面军在1936年甘孜会师后不久，正式确立番号。其实此前一段时间，红二、红六两个军团就是一起行动的，本来贺龙是红二军团长，方面军建立后，他升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，是两个军团的共同领导。
甘孜会师时，出身红一方面军、此前又被迫跟随左路军南下的将领陈伯钧，经过组织研究，被交流到贺龙麾下，出任红六军团长。这个职务非常突出，算是“位高权重”了，老总手下总共只有两个主力军团，却毫不犹豫地任用了此前从没见过面的陈伯钧，让他负责执掌其中一个。
陈伯钧参加过1927年秋收起义，红军早期多次在逆境中支持过教员，他既能打仗、革命立场也很坚定。贺龙听朱老总、刘伯承仔细介绍过这名同志后，当即认可并称赞陈伯钧的品行，同意对他委以重任。这个决定耐人深思：陈伯钧再怎么优秀，毕竟老总之前都没见过这个人啊！
通常执掌重兵多年的高级将领，是很看重部队领导权的，而贺老总忠于组织，对军权并不迷恋，他胸怀宽广异常无私，为了维护红军队伍团结、确保长征胜利，老总乐意接收来自老中央红军的干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立场的展现。不光陈伯钧，一起过来的还有另一位开国上将彭绍辉，彭绍辉出任红六军团参谋长。
而在抗战初期，还有第二次用人案例，更令人感慨。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，前面说到的陈伯钧，作为原红六军团主官，理所当然地成为120师359旅首任旅长；那358旅的旅长，该由红二军团将领担任吧？
正常来说是这样的。贺龙老部队里，有一位他非常欣赏的部下，叫卢冬生。可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，原本被组织确定为358旅旅长人选的卢冬生，坚持要治病疗养、后来还去了苏联学习，贺老总亲自劝说也没有用。但旅长必然要有，卢冬生不上任，那就选其他将才。
经过一番斟酌，中央安排张宗逊同志挑起重担，事先自然也跟贺龙进行了充分沟通。贺老总没有二话，同意张宗逊任职。张宗逊跟陈伯钧一样，也是参加秋收起义、从井冈山出来的干部，是典型的中央红军名将。要知道红二军团跟红六军团，多少还有些区别，这支部队是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，一手拉起来的。因此1937年张宗逊接管队伍，比一年前陈伯钧执掌红六军团，更加能体现老总的高尚品质。
并且张宗逊担任358旅旅长，一干就是8年之久，到抗战完全胜利时，该旅旅长还是张宗逊，他自始至终跟贺龙配合得很好，老总对张宗逊的能力称赞有加。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张宗逊成为西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，帮助彭总统领大军，而西野的底子正是贺龙曾经执掌的红二方面军、八路军120师。
军事生涯中，能够先后两次，把自己核心部队里最关键的军事主官岗位，交由其他体系出身的将领执掌；并且真心实意地接纳人才，领导队伍一起战斗，这就是开国元帅的风骨。如此老总，谁能不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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